儒学核心价值观与当代价值系统重建刍议
（作者：常会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哲学博士，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儒家思想及其核心价值观如仁义礼智信等又逐步得到了学者和世人的推崇，国家也逐步开始重视儒家思想。本文主要从儒学价值观的内涵及特点、政府对儒学核心价值观的肯定与支持以及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在当代新型价值系统重建中的历史作用这三方面，阐述了个人对儒学核心价值观的认识，认为政府对儒学核心价值观肯定与支持必将对儒学弘扬起到积极作用，北京孔庙和国子监传统教化功能正在逐步恢复并发挥积极历史作用。
【关键词】 儒学 核心价值观 价值系统 重建
儒学价值观是一个很大的历史概念和价值文化系统。它包含了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学，也包含了陆贾、叔孙通、贾谊、公孙弘、董仲舒、郑玄、王肃等的汉代儒学；既包含了何晏、王弼等魏晋玄学化儒学，也包含了孔颖达、韩愈、柳宗元、李翱等的隋唐儒学；既包含了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宋明儒家，也包括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戴震、钱大昕、王念孙、王引之、阮元、孙诒让等的清代儒学；同时，它也包括了近代以来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王国维、孙中山、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牟宗三、张君劢、钱穆、徐复观、杜维明、刘述先、余英时等为代表的近现代儒学（有人称为新儒家）。其实，每一时代的儒学价值观都有其鲜明的时代特色，有着不同于其它时代的思想特征，但是，作为漫漫儒家思想长河中的一段，他们与前代保持着紧密的思想联系，继承并发展，既损且益，在两千多年来的中国政治与社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与价值。如伽达默尔所言：“即使在生活受到猛烈改变的地方，如在革命的时代，远比任何人所知道的多得多的古老东西在所谓改革一切的浪潮中仍保存了下来，并且与新的东西一起构成新的价值。”[1]
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2]1942年，毛泽东与匡亚明谈话时强调，孔子是二千年前的伟大人物，思想中有积极的东西，也有消极的东西，要批判地继承和发扬。为存进家庭和社会的和谐，毛泽东仍然注意借助孔子有关思想，他说：“我们主张家庭和睦，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双方互相靠拢，和和气气过光景。”[3]张曙光教授认为，“这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最早版本”。[4]
我们这个时代，是改革开放、经济转型、社会结构嬗变的时代，旧的传统的价值观已经被人们推翻得抛弃得差不多了，特别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文革的冲击，传统文化及价值观更是变得面目全非。然而，当代价值系统却尚未得到有效地建立。因此，当代价值系统的重建就成为当务之急，成为现在这一代甚至以后几代知识分子共同承担的历史使命。否则，我们就只能照办照抄人家西方的那一套东西。然而，西方的那一套究竟适合不适合我们呢？目前为止，还很难说。如杨国荣先生在《现代化过程的价值向度》一文中所言：“与注重工具理性相联系，现代文明往往以功利原则为社会运行的杠杆。……无可否认，功利原则确实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某种活力，但功利原则的片面突出，同时也带来了另一重后果，即所谓市场取向的形成。在过度的利益欲求驱使下，人往往按市场的需要来塑造自己，‘他的目标是在市场上成功地出卖自己。’于是，人在实质上被商品化了。这种普遍的商品化与拜金主义相融合，不仅导致了主体价值的进一步失落，而且削弱了社会的凝聚力：社会似乎被分裂为仅仅关心自身利益的不同商品原子。现代社会的另一个特点是个体原则的突出。个体原则的注重诚然为主体创造性的发挥、个体的多样化以及竞争机制的引入等提供了价值观的基础，但由此而过分地规定个人权利界限，并以无情的竞争为实现个体权利的方式，却很容易导向个人主义乃至利己主义。……与利益关系上的个体化趋向相反而相成的，是社会对自我的控制和支配。……大众文化的反复强化，同时也使人变得越来越习惯于服从，广播、电视、电影、通俗小说、广告等等，千万次地向人们灌输各种有关政治、职业、消费、娱乐等观念，使人来不急思考便接受了这种外在的‘引导’。与此相联系，人们往往趋向于认同、肯定既成的社会秩序，其批判、否定的能力则愈益弱化，从而成为马尔库塞所说的‘单面人’。”[5]
当代价值系统必须适合中国的特点和要求，也就是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民情，必须符合中国的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现实需要和时代特征。这又绝不是照搬照抄西方的那一套东西所能轻易解决的。
如吴光在《重塑儒学核心价值观——“一道五德”论纲》中所言：“当今许多有识之士，如当代海外与港台新儒家的思想代表杜维明、成中英、刘述先、林安梧、龚鹏程等，以及中国大陆的新儒家后起之秀，都在殚精竭虑、冥思苦想，努力提出新见解，甚至构造新体系。例如，有人提出‘三纲一个不能要，五常一字不能少’，有人提出用‘一本五常’（即‘民本’与‘孝、仁、义、中、和）取代传统儒学的‘三纲五常’说，有人提出以两性关系为主轴的公民社会‘新伦理’，有人则提出以‘公、仁、义、诚、勤’为核心价值的‘新五常’说，等等，这些都反映了儒家学者为适应新时代需要而重塑儒学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创新。……我所谓的‘一道五德’论，是指儒学根本之道是‘仁’道，而体现这个‘仁’道的五常大德是‘义、礼、信、和、敬’。”[6]
一、儒学价值观的内涵及特点
2004年，我阅读了一些关于华人家族企业传承方面的文章。我看到，对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价值观对华人家族企业的影响,不同的研究者从各自的角度进行了论述和评价。对于儒学价值观的内容以及在华人企业传承发展中的作用和得失,他们的论述大都大同小异。基本上说，他们都比较正确地归纳总结了儒学价值观的具体内容,例如勤劳、节俭、家族主义、实用主义（非杜威的）、重视教育、文化亲和力, 个人信用和忠诚互惠, “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亲疏有别的“亲亲”意识，等等。
纵观儒学核心价值观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在孔子那里，可以归结为两个字,就是“仁”和“礼”,其中仁是其内在精神,而礼则是其外在体现.在中国学术界,大都将“仁”或“仁”和“礼”作为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核心。其中，礼被后来的荀子继承和发展，荀子认为，古代的圣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荀子·性恶》），采取德法并举的治民手段。荀子总结说：“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荀子·成相》）。同时，他的思想也成为法家思想的源头活水，其弟子韩非和李斯将其发展到极致。法家思想在春秋战国大行其道，它成就了秦王朝的一统天下，但其苛政暴虐、不施仁义又导致了秦王朝的短命和覆灭。汉承秦制，逐步实行儒法并用，汉武帝时政治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则是王霸并施，刚柔并济，所以才有了大汉王朝的彪炳千秋。
仁的精神被孟子所继承,并发展为”仁义”学说,概括起来即为仁、义、礼、智“四端”或“四德”。 孟子见梁惠王时,第一句话就是“王何必曰利,与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后来反复强调“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孟子·离娄上》，要求人们应该“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孟子·尽心上》，即要求人们将“仁”作为时时安居的房子，而“义”则被视为人们践行“仁”的必由之路。汉代董仲舒则进一步发挥为“三纲五常”。
笔者通过考察，发现在清末及后来广为时人所抨击和诟病的三纲五常最早源自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基义》，其思想还可追溯到春秋时期郑国的贤相子产，后来在东汉的《白虎通》中进一步引申发挥。通过考察三纲五常，我们可以对汉代的天命思想以及天道人道之关系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春秋繁露•基义》中说：
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秋为死而棺之，冬为痛而丧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
这里的意思是说，像仁义制度这些东西，都是根据天道得来的。天就好比君覆盖万物，地就好比臣载承万物；阳好比丈夫而生成，阴好比妻子而作为辅助；春天好比父亲而生子，夏天好比儿子而养育，秋天好比死而施以棺椁，冬天好比哀痛而入葬。王道的三纲，可以从天道求得。
其实，如果单就天道与人伦的关系着眼，早在春秋时期郑国的执政子产的论述中就已经有了“三纲”的萌芽。子产一方面否定天象是人事的先兆，另一方面又认为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具有内在联系，他说：
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为夫妇外内，以经二物；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亚，以象天明；为政事、庸力、行务，以从四时；为刑罚，威狱，使民畏忌，以类震曜杀戮；为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东汉班固编纂的《白虎通》云：
三纲者何谓？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大者为纲，小者为纪，所以张理上下，整齐人道也。人皆怀五常之性，有亲爱之心，是以纲纪为化，若罗网有纪纲之而百目张也。所以称三纲何？一阴一阳之谓道，阳得阴而成，阴得阳而序，刚柔相配，故人为三纲，法天地人。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屈信归功也。父子法地，取法五行转相生也。夫妇，取象人合阴阳有施。君，群也，群下之所归心。臣，牵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也。父者，矩也，以度教子。子者，孳也，孳孳无已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妇者，服也，以礼屈服也。
“五常者，何谓？仁、义、礼、智、信也。仁者不忍，好生爱人。义者宜也，断决得中也。礼者履也，履道成文。智者知也，或於事，见微知著。信者诚也，专一不移。故人生而应八卦之体，得五气以为常，仁、义、礼、智、信是也。”
对于仁的具体内容应该如何理解呢？根据孔子的观点，仁主要包括这样一些内容，如《论语·学而》中的孝弟，还有其他的如恭宽信敏惠，温良恭俭让等。孔子说过“克己复礼曰仁”，也就是要人们克制和检讨自己的不良欲望和行为，使自己的言行符合礼仪规范的要求。另外，很重要一点，就是孔子所强调的“仁者爱人”的命题，要求人们“泛爱众而亲仁”，就是要求人们做到泛爱万众，不要以自我为中心。这在孟子那里归结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也就是说，人首先要亲近和爱护自己的亲人（这里主要是指父母），然后再往外推，就是要做到仁德爱民，以仁德之心亲民爱民，这是儒家伦理爱的外化过程中很重要的一步；由仁德爱民再向外推，就是泛爱万物了，这是儒家伦理中爱的最高境界。
《大学》开篇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应该说跟“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明明德，可对应于孟子的“四德”即仁、义、礼、智，或者可对应于董仲舒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此“四德”或“五常”可对应于个人之内在修养。儒家之道虽始于亲亲，始于修身，但并不止限于此，而亲民则是一种在此基础上的外推，亲民可对应于孟子的“仁民”。止于至善，何谓至善？倘若我们只认为便是孟子的“四德”、董子的“五常”、程朱的“天理”，则实际上与“明明德”并无差异，岂不是一种理论重复？“至善”并不止于明明德，亦不止于亲民，应该是在二者基础上的更广的外推，那便是“爱物”。“爱物”并不限于思想情感的认知，而是“知行合一”。
如果用冯友兰先生的“四境界”说来看，这里的“亲亲”可称之为人的“功利境界”，即为私、为个人的利益而生活，“仁民”则是“道德境界”，即为公、为社会的利益。至于“爱物”，则可称之为“天地境界”，即觉解宇宙、“真际”，彻底了解人生的意义，为宇宙的利益而生活，以至与宇宙合一，达到“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理想境界。后代的儒家，无论是两汉经学，宋明理学，更不必说清代的“朴学”、金石学，都鲜能有超出此境界者。身为“北宋五子”之一的张载，在其著书《西铭》中提出了“民胞物与”的观点，也正是在继承孟子这一思想的基础上所作出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人们在评价孔孟儒学价值观时，提出儒家重视“爱有差等”自然是不错的，但是这只是停留在儒学价值观中的第一层次，亦如冯友兰所说的“功利境界”。其实，孔孟的儒学价值观并不限于此，在它的后面还有两个更高的层次存在，即“仁民”与“爱物”，我们亦可称之为“爱无差等”。如果仅仅停留于“亲亲”的较低层次（据冯先生观点，自然境界当为人的最低层次），那么，如那些研究华人传承发展的人所言，儒家的这种传统伦理思想必然会因为时代的发展而终遭抛弃的，因为伴随着现代市场竞争与网络媒体的发达，人与人之间关系也在不断发展变化，由过去的重视血缘亲情，重视地缘与友缘，逐步转到重视职缘、业缘上来（当然，血缘亲情在任何时代都是必须的，这里主要是指片面的强调“亲亲”，从而导致眼界闭塞，忽视了广纳贤才）。然而，如果能够在重视血缘亲情的基础上，更看到其中的“仁民”和“爱物”思想，我们便大可不必如此悲观了。相信这一思想在任何时代，在任何历史和社会条件下，都不会过时的。
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才会说，马克思·韦伯在他的开山之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所指出的儒家伦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将不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因而必然会最终遭到淘汰的观点是片面的。马克思·韦伯没有正确认识和评价儒家的核心价值观，中国的很多研究者似乎也没有给予充分认识和公正评价。
另外，传统文化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自身的独立性、超越性以及变迁性。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价值观也是如此，其中很多内容比如勤劳、节俭、实用主义、重视教育、文化亲和力, 个人信用和忠诚互惠、仁民、爱物等，都具有超越时代的永恒意义和价值。此外，在儒家核心价值观的发展过程中，它的很多思想也在不断地变换着内容和形式，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种追随时代的变迁性也决定了其并非必然要遭到淘汰的。
二、政府对儒学核心价值观的肯定与支持
近闻曲阜孔庙附近正在建造一高达四十余米、容众三千余人的哥特式耶教大教堂，儒家学者、社团、网站深感震惊和忧虑，特郑重呼吁有关各方尊重中华文化圣地，立即停建该耶教教堂。这份意见书[7]也在华人世界一石激起千层浪，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折中者亦有之。首先，我是非常赞同这份意见书的，因为它代表了我们大多数儒家学者、儒学研究者以及对儒家思想有同情之理解的人们的心声，有理有据，不卑不亢，发人警醒。我也看了黄玉顺先生、张新民先生等的评论文章[8]，深以为然。
百姓日用而不知，其实，我知道在我们的民众中间，在我们的集体无意识中，儒家思想其实是根深蒂固的，毕竟，即便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算起，两千多年了，我们的国家、民族直到个人的血脉中流淌的不还是儒家的孝弟忠信、 仁义礼智吗？这种两千年的集体的无意识岂能是短短的一百年的历史创伤所能彻底截断的？然而，在现实层面，我们的儒家学者和研究者，虽然也做了不少努力和工作，毕竟影响力还是有限，我们除了能在学校、研究机构、社团和学术会议中发挥相当的作用之外，我们的影响其实是很有限的。
政府其实也做了不少工作，比如在教材中加入儒家思想和内容如《论语》，再如在世界其他国家建立280多所孔子学院等等。从积极的方面来讲，我们也许可以把孔子学院作为将来推广和宣传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的前沿阵地，只是由于语言、环境、风土人情等的差异，我们必须首先解决语言问题，然后才能做进一步的努力，孔子学院的未来值得期待。
我们可以看一下北京市市委市政府起草的一份关于大力推动首都文化功能核心区的意见书（略），大家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其中包括打造以孔庙、国子监为中心的国学文化展示区。对孔庙、国子监进行文化功能复兴，修建高规格、高品位、高质量的“进士题名碑展示廊”和“十三经碑林展示廊”，进一步提升文物环境和基础设施品质，建设世界儒学研究、传播中心，举办有影响力的弘扬国学活动，传承国学文化。策划推出孔庙国子监国学文化节。推广节庆文化，将现代文化活动与传统民族节日相结合，利用春节、元宵、端午、中秋举办大型节庆活动，提升春节庙会、清明诗会、端午赛龙舟、中秋文化节的组织水平，吸引北京友好城市和有相同节庆国家的文化组织参加。当然，其中有一些是要求过高的.但总而言之，我们从中看到了政府对中华儒学的重视。
据《人民日报》2010年2月2日报道：１月２２日至２月１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五次座谈会，征求对即将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学者，科技、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界代表，企业界代表和工人、农民、学生等基层群众代表，分别出席了座谈会。谈起自己对儒家文化的理解时，温家宝表示：儒学一是仁或者爱，“仁者爱人”；二是善，“无恻隐之心，非人也。”这是道德的基础；三是和，“和为贵”、“和而不同”。四是刚健自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五是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温家宝尤其强调了道德问题。他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各种原因，但不能否认其中一个原因是一些企业家道德沦丧、重利轻义，将经济灾难转嫁到人民身上。黄玉顺教授评价说，确实抓住了儒家文化的关键的要领：1、仁（爱）；2、善（义）；3、和（礼）；4、自强不息；5、民本（民贵君轻）。唐文明教授认为“仁者爱人”体现了外在维度，善则是内在维度，和则是礼乐根本。和谐背后包含着等级秩序、伦理秩序，礼仪不能和谐，要考虑公平。人伦秩序是基础，首要是家庭观念。自强不息和民本是政治理念。
政府在教材中加入儒家思想和内容、在海外建立多所孔子学院、发布《关于大力推动首都功能核心区文化发展的意见》，以及温家宝总理发表的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另如习近平主席号召领导干部要学习《弟子规》等等，至少代表了我们国家和政府的一种比较明确的态度，向我们广大儒学研究者透露出国家和政府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重视和高度关注。
三、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在当代价值系统重建中的历史作用
孔庙，又称文庙，先师庙，是中国古代用于祭祀孔子和推广儒家教化而兴建的重要礼制性建筑，几乎遍布全国各地。据史料记载，明代全国就有府、州、县三级文庙约1560所，清代则增至1800多所。目前全世界有纪念孔子的孔庙、文庙1300多座。人们把孔庙当作德育、智育学习的场所，成为人们的精神家园。在中国，孔庙遍布各地，但孔氏家庙全国仅有两处，一在山东曲阜，一在浙江衢州。而北京孔庙规格最高，是元、明、清三朝皇帝举行国家祭孔的场所。除中国外，日本、韩国、东南亚乃至欧美各国也都建有孔庙。
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北京后，为了加强思想统治，笼络汉族民心，下令袭历代旧典，命宣抚王楫于金枢密院建宣圣庙，祭祀孔子。据《元史·哈刺哈孙传》：“京师久阙孔子庙，而国学寓他署，乃奏建庙学。”元成宗铁木耳大德六年（1302年），在今址建庙，元大德十年（1306年）建成，西邻国子监，（又称“太学”）构成左庙右学规制。由于孔子被誉为圣人，明代以后还享有某些与皇帝相等的待遇，故而在北京孔庙大门外东西两侧二十米处，各设一座清代下马碑，碑身正背两面，分别镌刻：“官员人等至此下马”满、汉、蒙、回、藏、托忒六种文字。文官到此下轿，武官到此下马，即便皇帝亲临，也要下辇步行，以表庙门森严、圣贤至上，孔子地位之尊。同时在孔庙大门前还设有镶嵌琉璃雕花砖影壁一座，以示孔庙的威严。北京孔庙经历代多次扩建修葺，至民国五年（1916年），才最后竣工。至此，北京孔庙形成现今的规模和布局，成为仅次于山东曲阜孔庙的全国第二大孔庙。
国子监古代又称为太学，其历史其实更为久远，传说中的五帝时期便有了太学雏形，而夏商周也有各自名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孟子·滕文公上》）现在全国各地孔庙里面大都有“明伦堂”（北京孔庙曰“彝伦堂”，匾额为康熙皇帝御书，南京夫子庙则曰“明德堂”。）大概亦来源于此。周代天子有五学，分别为东西南北四学（即东序、瞽宗、上庠、成均）加上中央之学即辟雍（现在国子监辟雍大殿里有“於乐辟雍”四字匾额，为乾隆皇帝御书）。公元前124年，汉武帝设太学，立五经博士。直至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才正式设立国子监，并开设进士科，开创了科举取士的先河。北京国子监始建于13世纪的元朝（1287年），是元、明、清三代国家管理教育的行政机关和最高学府，至今已有7百多年历史。
孔庙、国子监是集我国几千年历史文化荟萃之地，蕴涵了深厚的民族历史文化。自元代以来700余年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孔庙、国子监为我国保存了深厚的传统教育与民族文化。在孔庙院内保存至今的元、明、清各代所刻立的198通进士题名碑中，刻着全国各地各民族的51624名进士的名次、籍贯。中国历史上的许多著名人物在进士题名碑上都有所体现，如于谦、史可法、袁崇焕、曾国藩、翁同龢、林则徐等。其中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代最末一科进士题名碑上刻有“沈均儒江西秀水人”。沈均儒是著名的爱国人士，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由传统社会的进士到新中国的领导人，也可谓是近代史上的一段佳话。还有一些事迹、传说在民间流传甚广的传奇人物，如刘墉、纪晓岚等，也均碑上有名。在孔庙与国子监两院夹道内保存有同样著名的刻于乾隆年间多达189通的十三经刻石以及历代的御制碑，也都真实地再现了我国古代高度发展的传统教育与历史文化，体现了历史上中华传统文化多元一体的高度统一与融合。在今天，将成为海内外民族同胞互相认同的文化标志。国子监招收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其中包括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国子监又是全国唯一可以接受外国留学生的学校：琉球、日本、朝鲜、越南、泰国、俄罗斯等国的学生，也曾在国子监读书。国子监为培养全国各族学生成长，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发挥过积极的重要作用。
国子监作为古代中央大学，历来倍受国家重视，多有修建，尤其是经明永乐、正统年间分别进行的大规模修缮，清乾隆年间增建辟雍后，形成了今天的建筑规模和格局。国子监曾是宣扬教化、主兴文脉的圣地，蕴含着丰富的国学文化内涵，浓缩了两千年儒家文化精髓，凝固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之路。
民国时期和新中国建立后，也曾对国子监进行过不同程度的修缮，使得这座古老的大学至今保存完好。1961年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至2005年，随着首都博物馆和首都图书馆及少儿馆陆续迁出，孔庙和国子监又重新归于一体。2008年奥运会前夕，市委市政府和文物局又专门斥巨资对其进行了大规模修缮，才终于有了今天孔庙和国子监焕然一新的面貌。2008年6月,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正式挂牌并全面对外开放，标志着国家投资近1亿元，历时三年的孔庙国子监主体修缮工程宣告完成。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开始了由一个文物保护管理型机构向社会服务型机构的转变，承担起了收藏、保护、研究、教育、展示、传播孔庙和国子监历史文化的重任，也由此掀开了孔庙、国子监历史发展的新篇章。
北京孔庙和国子监作为元明清三代皇家祭孔的重要场所，以及最高学府和教育行政管理机构，曾经担负着如同现代北大、清华、中央党校以及教育部等的文化教育职能。1901年传统的书院被改为学堂（如京师大学堂），而后1905年，读经被废止，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也被废除。孔庙和国子监的教育和行政职能也趋于式微，孔子、儒学教育全面弱化。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充分意识到传统文化对重塑国民精神的重要性，现代教育改革也逐步开展，渐渐加大传统文化、儒学及其精神在教学内容中的比重。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也抓住这一大好历史契机，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推动儒学复兴，振兴传统文化。
（一）举办各种展览，弘扬和传播儒学
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成立之初着力完成几项展览如《大哉孔子展》、《孔庙历史沿革展》、《科举展》、《国子监复原展》后，把工作重点逐渐转移到科研上，以科研成果带动展览，以科研成果吸引游客，以科研成果策划活动，以科研成果促进学术交流。通过实物、图片、视频、场景相结合的方式，介绍孔子及思想、儒家文化、古代教育、科举制度等。博物馆开辟了700多平方米的临时展厅，主办或承办国内外文化展览活动，丰富文化活动内容。先后举办了《世界文化名人—孔子展》、《我们的节日—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展》、《孔庙国子监论语书画展》等十余项展览，受到文博界和广大观众的认可和好评。举办巡展，向社会民众宣传传统文化，先后制作了《中国传统文化节日展》、《孔庙国子监文化精品展》等巡展，深入到社区、学校，工厂、警营和农村等地区展出，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形象直观的图片、图像宣传传统文化，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
（二）结合孔庙、国子监的文化内涵特点举办科普知识、文化交流活动
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先后与北京京西学校联合举办了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高中生毕业典礼；与东城区教师研修中心、东城区史家小学共同承办了“开发社会实践基地课程资源，全面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展示课，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好评。
（三）开办“成贤国学馆”，弘扬儒家文化
博物馆开办设立“成贤国学馆”，依托孔庙、国子监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以“圣贤之地，读圣贤之书，成圣贤之士”为宗旨，举办中学学生国学培训班、太极茶道培训班、古琴培训班、国学讲座、文艺表演等活动，让大众更多的接触传统文化，诚信爱国、明德爱人，逐步形成了博物馆文化新亮点、新品牌。汉服和太极茶道等文艺表演节目于2010年9月25日赴台湾演出，促进了两岸文化交流。
（四）成立学术委员会，聘请儒学专家参与指导
两年多来，博物馆高度重视学术和业务研究工作，成立了我们自己的学术委员会，取得了一系列的科研学术成果，出版了若干部较高质量的书籍，发表了多篇较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制作了孔庙国子监专题片，成功申请了市级、局级的课题基金，举办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文化学术活动，推出了若干重要专题陈列展览，实现了科研成果的有机转化，取得了积极的社会效应，引起了很好的社会反响。近三年来，我们围绕孔庙国子监的历史沿革、儒学文化、孔子文化、古代教育、科举制度、石碑石刻等展开学术研究和业务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五）打造文化品牌，扩大社会影响
近3年来，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所开展的“我们的节日”—— “博物馆里过大年”、“清明文明健康行”、“重阳节敬老礼”，以及国子监国学大讲堂、孔庙国子监国学文化节、大成礼乐乐舞展演等，已经形成首都文博系统的重要文化品牌，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
（六）“进士题名碑展示廊”和“十三经碑林展示廊”
根据《关于大力推动首都功能核心区文化发展的意见》，市委市政府提出建立孔庙、国子监为中心的国学文化展示区。并特别强调，要对孔庙、国子监进行文化功能复兴，修建高规格、高品位、高质量的“进士题名碑展示廊”和“十三经碑林展示廊”。为了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的这一决策，我们特别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召开进士题名碑和十三经碑林保护论证会，并将十三经展览和进士题名碑展的大纲撰写和布展工作提上议事日程。为高质量完成“进士题名碑展示廊”和“十三经碑林展示廊”，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多次组织著名专家反复论证碑石保护和撰写展览大纲。我们认为，十三经展览和进士题名碑展览与十三经碑林和进士题名碑主次关系应分清，展览是实物参观的补充，处于辅助参观的地位。要做到“经纬结合”，讲求系统性。整体碑林展览和局部碑刻展览要紧密结合在一起，以方便观众参观并及时有效地回答观众提问。在现有条件下，要尽量保持现状，展览设计、形式设计，要与环境密切集合。
北京市领导对两处碑刻也非常重视，市委书记刘淇、前市委宣传部部长蔡赴朝等曾为此专门来孔庙国子监指导工作。进士题名碑和十三经碑林的顶棚改造已于去年十月底完成，整体面貌为之一新，并得到领导和观众的充分肯定。“进士题名碑展示廊”和“十三经碑林展示廊”现已完成初步设计工作和大纲撰写工作，不久，两处碑林将以更为生动的面貌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
（七）联合打造国学教育基地，扩大儒学教化功能
近年来，随着国学热的不断升温，社会各阶层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研究热情不断高涨。孔庙和国子监作为古代皇家祭孔的重要场所以及古代最高学府和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在传统社会行礼乐、宣教化、昭文明而流教泽方面起到了无与伦比的社会示范作用，是继承、发展和弘扬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文化的重地，其得天独厚的环境优势和资源优势也有待进一步发掘和利用。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也充分利用和发挥自身优势，与北京市市委党校、北京市社科联签署了合作协议，联合打造国学教育培训基地。截至今日，我们已经数次为市委党校的处局级干部培训班，提供国学教学实践活动课程，吴志友馆长亲自介绍情况，讲解博物馆的发展思路和做法。我们还为培训干部播放孔庙和国子监专题宣传片，选派讲解员、业务研究人员带领他们参观孔庙和国子监，回答领导们提出的问题，进行孔庙和国子监历史文化和国学知识的讲解互动，得到了市委党校领导的充分肯定和培训班学员干部们的称赞。
结语
总之，笔者认为，儒学核心思想诸如仁、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在当今新型价值系统的重建中应该能发挥其举足轻重的历史作用。如高兆明在《民族道德文化：从传统到现代》一文所言“传统儒学所关注的问题，如成人、治世等，以及包含在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及民生、民本等值内的作为理性实践的一般价值要求，则具有永恒性。它们或者是人类社会生活无法回避、必须正视的永恒问题，或者是人生在世或社会生活的一般价值要求。”[9]关键是，我们如何让民众对这些价值观念做一个自觉的意识和理解。知难行易，倘若我们的民众能够对这些思想有一个准确的理解和体认，而不将其归之于封建的糟粕和遗毒，那么践行起来并不是很难的事情的。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孔庙十三经碑林中存有乾隆年间刻立的儒家十三经，有这方面知识的游人会认为这是瑰宝，对此了无所知的人则会认为像墓碑一样阴森森。而要做这方面的工作，固然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引导，同时也需要我们研究者既要做高深的学术研究，又要将高深的研究成果通俗化、大众化。这就像我们所做的一项项陈列展览例如《大哉孔子展》、《北京孔庙历史沿革展》、《科举展》和《国子监复原展》，简明扼要，一目了然，寓漫长的历史、高深的学理于浅近的叙述之中。当代新型价值系统的重建，需要政府、民间儒学团体、高校社团等的协同努力和合作。如果我们能够上下一致联合起来，能够相互学习、交流，彼此借鉴，相互促进，那么，相信儒家核心思想必将会在新时代获得新生，当代新型价值系统也必然会得以重建。
[1] 伽达默尔著 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363页。
